《九思樓》----陳人浩墨寶
1955年的《九思楼》。楼旁的篮球场是当年麻坡篮球赛的重要场地。
大战前夕建《九思楼》
30年代末，为支持中国抗日，麻坡华社和中华化南两校董事投入热火朝天的筹赈运动，但是他们仍然不忘继续扩建中华学校，改善学校设备，以应付新的教育需求。
1939年，中华化南两校学生已增至1,526人，教师65位，学校面对教室与设备不足问题，增建新校舍刻不容缓。于是常务董事郑友专获委以重任，负责筹划兴建砂香街《九思楼》。郑友专在麻坡开设《泉泰》号，收购和出口树胶，他是《麻坡胶商研究社》（麻坡华人树胶商会前身）的创始人。
在那困难的时刻，麻坡华社已将巨大的资源捐献中国，支援抗战，但麻坡华社与两校董事会领导人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展开筹款建校运动。
负责筹兴建《九思楼》的先贤郑友专。
当年，郑友专与张开川、郑文炳、林照英、林彬卿、颜逈华、李天赐等两校董事会要员同时也是麻坡筹赈会和柔佛筹赈会的要员。郑友专除了担任麻坡筹赈会常务，麻坡劝捐组副主任，同时出任柔佛筹赈总会交际部调查科要职，推动抵制日货运动。
郑友专一面为筹赈，为推动抵制日货运动，以及迎接武汉合唱团到麻坡演出筹款而奔波，一面又为兴建《九思楼》操心，日以继夜地忙碌。
在郑友专和两校董事会的努力下，麻坡华社各界捐献几万元，同时董事会决定把胡文虎捐给化南女校建校用途的一万多元拨为兴建《九思楼》之用。于是坐落在砂香街中华学校的《九思楼》宣告落成。《九思楼》位于《四维堂》之东，有教室16间。
《九思楼》落成后，学校进一步改善教学设备，扩充图书馆、科学馆、办公室，使学校焕然一新。中华化南两校声望日升，外地学生到麻坡升学日增，初中毕业生日众。为了方便学生升学和提升教育，学校于1940年开设高中班，招收男女学生。当年校长是黄芳奎。
1940年，学校董事会特地聘请教育家黄孟圭为中华化南两校顾问，以提高教学水准。黄孟圭是画家徐悲鸿好友，留学美国，担任过福建教育厅厅长，后来移居新加坡。黄孟圭鼓励教师加强进修，促进董事与教师间的关係，贡献殊多。(28)
1942年3月5日麻坡大檢舉場地----中華學校籃球場。
学校变大检举中心
步入40年代，这是一个浩劫年代。日军佔领麻坡，华校不容存在，中华学校设备校产遭破坏盗取。《四维堂》校舍变成日军仓库，《九思楼》校舍变成日文学校。麻坡华社痛失一批精英，中华化南两校董事惨遭日本人杀害。
但是，战争结束后，凤凰浴火重生，中化中学在陈人浩校长，一批热爱华教校友和华社领袖共同努力下，昂首踏上新的征途，麻坡华教又恢复蓬勃发展。
在战火行将烧到麻坡前夕，英军误判日军会从柔佛东岸丰盛港登陆，决定疏散丰盛港居民。麻坡中华化南两校成为丰盛港难民收容所。在日军开始进攻马来亚时，峇吉里化南学校成为守军印度兵驻扎营地。
早在日军进攻马来亚之前，日本人已派遣间谍到麻坡活动，如日本人山崎富之助夫妇，台湾人王太原等。这些人有的卖葯，有的教书，有的带领戏班来麻坡巡迴演出，以掩饰身份，实际上是搜集情报，绘製军事地图，为日军攻佔麻坡作好准备。所以东京对麻坡华社精英和中华化南两校董事大力推动救亡筹赈运动，已了若指掌，对他们恨之入骨。
1942年正月11日，日军飞机狂炸麻坡，接着英军与日军在麻坡展开激战。日军成功强渡麻河，于正月16日攻佔麻坡市区。2月底，日本人开始向麻华社算帐，首当其冲是麻坡筹赈会和麻坡中华化南两校董事会领导人。
2月28日，日军依据日间谍提供的黑名单，开始在麻坡逮捕「抗日魁首」。7名华社领袖张开川、李天赐、郑文炳、郑友专、颜逈华、林照英和罗美东被日军押往峇株巴辖。3月6日，日军在麻坡举行胜利大游行，游行一结束，日军立即在市内各处展开大逮捕行动。
麻坡中华学校曾是麻坡各区筹赈会举行大会的中心，此时却变成日军在麻坡展开大检证行动的中心。日军在市内四处抓人，不论男女老幼，被押到中华中学篮球场集中，进行检举，找出日军心目中的“坏人”。数千麻坡男女老少民众，从早上十时至下午三时，被集中在球场上晒太阳，由特务、线人认人，不幸遭到检证者全押到丹绒囚禁。隔天3月7日，是麻坡华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在郊区巴力峇九胶园内发生人神共愤的丰兴山大屠杀惨案。约160人跪于“巴力沟”边，日军刺刀齐举，直插心脏，兽军提起幼儿抛上空，迎上刺杀。(29)
这幕惨剧由死裡逃生者描述，并由中化美术老师刘抗用他的画笔，记录在《婴儿劫》这幅漫画中，以警惕后人。
大部份中华中学董事和麻坡华社领袖则在3月17日，于峇株巴辖新加兰遭杀害。据说山下奉文是麻坡惨案的主凶，是他下令和主持杀害麻坡华社精英。
